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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学自治的功能取向来看，大学之所以享有自治权，旨在使大学能免于外来非学术力量的任意干涉，从而能够独立负责地进行研究、教学等学术事项，这就使得大学自治自始就具有了明显的外部性功能取向，也即其保障的功能取向在于大学与国家之间的外部关系，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往往容易忽视了内部成员个人权利的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2)第3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仅就行政许可过程中的告知补正申请材料、听证等通知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是，行政程序因程序处置行为而终结，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相对人可就行政不作为而提起诉讼。

(二)监督执行行为 这是行政主体监督相对人遵守法律规范，履行具体行政行为所设义务，以及配合相对人履行义务的行为。之所以只有直接针对特定相对人或事件才能构成直接产生法律效果，是因为抽象行政行为尽管也涉及权利义务，但却只是一种客观法。只有当这种意思表示具备了为相对人设定、变更、消灭或确认了某种权利义务关系，并期望获得法律保护时，才具有法律意义。行政事实行为，是指行政主体运用行政权实现行政目的，但并没有产生相应法律效果的实力行政作用。终审判决之所以没有认定丰都县政府的处理决定为重复处置行为，就是因为它与调解协议的当事人以及主持调解协议的主体并非同一个主体。

但在法国，正好与我国相反。也就是说，行政调查中的强制传唤、强制盘查、强制检测、扣押和查封等行政强制措施可独立的构成具体行政行为。解释宪法是说明宪法条文的含义，可能是扩充原有含义，甚至改变原意。

法律询问答复目前主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解答由各国家机关和地方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宪法法律询问。援引宪法的案例基本集中在基本权利条款。这说明中央已经认识到宪法实施监督的迫切性。2002年，胡锦涛在宪法20周年座谈会上提到，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必须健全宪法保障制度，确保宪法的实施。

而且，委员长会议也讨论过报请中央批准修正的违宪实例。而且，法工委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并没有法定职权作出解释宪法的文书。

宪法实施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法治中国建设的因素之一。1954年宪法施行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在审判案件中可以直接援引宪法作为裁判依据或法律原则。财新记者：1980年代强调宪法实施监督的情况是怎样的？ 周伟：1980年代主要是为了解决地方党政官员违反宪法的问题。激活宪法法律询问答复的机制安排 财新记者：按照现行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

目前对宪法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的政治条件基本成熟，逐步形成共识，要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除了法治，没有其他途径。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该成立宪法工作委员会，与法律工作委员会平级。对提请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有关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草案进行调查研究，征求意见，提供有关资料，提出修改建议等。除了法规与宪法抵触外，比如任命地方官员，不按照宪法程序，党委直接发文就任命，甚至不经过人大程序。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财新记者：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

这种行为既不符合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也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公德，应属无效民事行为。宪法解释与合宪性审查都可由宪法工作委员会负责，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

按照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目前从事着宪法实施的部分工作。重复性的在裁判中使用，不是解释。这说明在《立法法》制定过程中，把法律答复看作与其他三类法规同等重要。法律询问答复目前主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解答由各国家机关和地方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宪法法律询问。在具体的司法个案中，如果出现违反宪法的情况，法院可以在没有相关法律依据时援引宪法基本权利条款。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批复》中指出：对劳动者实行劳动保护，在我国宪法中已有明文规定，这是劳动者所享有的权利。

但是，还不可以把法工委的法律答复等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的解释。如果成立宪法工作委员会，只需要改为以宪法工作委员会名义答复就可以。

比如，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点中有关继承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继承案件，应根据宪法、婚姻法和有关政策法律的规定，……。他们平时的工作内容就是宪法工作委员会应该负责的，只是没有这一名分而已。

财新记者：法工委负责的法律询问答复所起到的法律效果能等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下的宪法解释吗？ 周伟：一般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主管法律询问答复工作。这也说明，中国宪法规定的宪法解释与现实的宪法解释之间有着较大的距离。

以宪法基本权利为诉求的司法案件很多，包括以受教育权为诉求的齐玉苓案。2002年《立法法》规定法律答复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的有行政法规、自治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等都不需要。其实，违背违宪的问题一直存在，1988年的全国人大工作报告就提到过要加强对人大监督工作的认识，其实就是讲违宪的问题。目前要做的只需要将法工委的国家法室和法规审查备案室组建成新的宪法工作委员会，使之名实相符。

我曾经代理了蒋韬诉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招录公务员规定身体高度条件的身高歧视案、张先著诉安徽省芜湖市人事局招录公务员拒绝乙肝病毒携带者乙肝歧视案、重庆市14岁女孩何源因农村户籍交通事故遇难后死亡赔偿金四倍低于同时遇难的城镇户籍女孩的同命不同价案件，这些都是关于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案例。财新记者：1980年代强调宪法实施监督的情况是怎样的？ 周伟：1980年代主要是为了解决地方党政官员违反宪法的问题。

进入专题： 宪法监督 宪法历史 宪法解释 。法律询问答复类似于司法解释的性质，但没有在裁判中得到援引。

目前对宪法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的政治条件基本成熟，逐步形成共识，要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除了法治，没有其他途径。此外，法院依据宪法基本权利条款裁决案件是协助全国人大监督宪法实施的有效实现方式。

张某因工伤死亡，雇主则以工伤概不负责为由拒绝承担民事责任。如果需要对法院如何援引宪法做出判决进行细致规定，应该由全国人大做出规定，涉及到宪法解释权限，最高院不能自我规定。周伟提出，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有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另外，也可以考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设专门的宪法委员会，这种做法的可操作性最强。

宪法与法律并没有禁止法院援引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不过，法律询问答复已经基本具备宪法解释的形式。

法工委关于宪法问题的询问答复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来源于1979年以来30多年的解释惯例，法律询问答复的内容包括，补充宪法规定的解释、明确宪法规定的具体界限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解释等，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们检察院、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地方国家机关的认同与遵循。但是，由于理解上的偏差，这一工作迟迟没能启动。

解释法律要有相应的工作机构协助，解释刑法是由法工委负责起草的。彭真当时还说，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比较适宜，随着情况的发展，是不是还可以搞一些具体的规定，这要等将来再说。